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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只有先了解严歌苓的芬芳年华,才能够更好地看懂《芳华》

包里有书 2019-08-01 13:45:14

来源 | 一日一度(ID:yryd115)

作者 | 度公子



01


1958年,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。父亲严敦勋,笔名萧马,既是作家,也是编剧,母亲是一名极为勤奋的话剧演员。


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,仰起小脸,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,在灯下拉小提琴,母亲则拿着《莎士比亚》的剧本,一句一顿地念台词。

 

上到小学一年级,文革来袭,学校里乱了,严歌苓便回家看书。父亲的书柜里装满了世界名著,严歌苓想看什么都可以。哪怕充满少儿不宜的神秘与禁忌,父亲也绝不阻拦。倒是母亲,时常悄悄来到她身边,将书从她手中抽走:“你现在这个年纪,看这个还早了点儿。”

 

小小年纪,她就看过了《唐璜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西厢记》,专挑喜欢的段落,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。看漏的部分,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。她的创作才华,那时便埋下了种子。


严歌苓·少女时期▲


对人性的洞察,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
那个年月里,她听到的最多的事情,都是关于自杀的。作协大院里,时常有人跳楼,记得有一次,一对老夫妇牵着手从楼上跳了下来,尸体被拖走后,地上还留下两个大坑,一阵风吹过,地面上的糖纸便飞了起来。严歌苓听人说,两位老人赴死之前,将家里攒下的糖果都吃了。


严歌苓站在楼下,看着那些被风吹起的糖纸,常常想象两人赴死之前的情形。破碎的五彩糖纸,让严歌苓记住了那个年代里人的绝望。

 

还有一位女作家,因不堪凌辱,服安眠药自杀。拉到医院抢救时,赤裸着身体被人放在楼道里,有好心人走上去,为她盖了一床被褥。可偏偏有一个电工走过,故意将烟头掉在被褥上,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被褥拎起来抖,为的是偷窥女作家的裸体。那个画面深深烙在严歌苓的脑中。


“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,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,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。”


——严歌苓对女作家说

 

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,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,美好或邪恶的,明媚或黑暗的,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。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,等待时间发酵,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。

 

但一开始,她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。



02



12岁那年,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,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。那是她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,跳舞成为了她的灵魂。

 

一次偶然的机会,在一个仓库里,严歌苓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,她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,带回宿舍,特意将书封撕掉,套上毛选的壳子。在这些书里,有影响了她一生的《拜伦传》。


拜伦天生跛足,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,为了改变自己,此后短暂一生中,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,只为维持瘦削的身材。拜伦的内在力,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:


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,并不能决定她最终的高度。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,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。

 

在部队里,她不是形体最好的,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。每天早上4点,她就爬起来,将腿拉成一条直线,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,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,从不懈怠。


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。


——严歌苓《灰舞鞋》

 

8年间,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,舞蹈给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。于她而言,要么不做,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。


因为她知道,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,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。虽然到头来,团里并没有把最好的角色交给她来演,但她从未气馁,也从未停止努力。


《芳华》书封上严歌苓的剪影

 

15岁那年,严歌苓迎来了人生最惨烈的一次爱情。直到多年后,她回顾那段懵懂而疼痛的恋情,也只给出了三个字:不值得。

 

当时,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。短短6个月,就写出了160封情书。在部队里,谈恋爱是明令禁止的,两人只能眉目传情,有时男兵和女兵碰头,严歌苓就摸一摸衣服上的第二颗纽扣,发一个暗号让对方去看信。


没想到的是,恋爱一事被上级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后,对方居然主动拿出情书,检举揭发了严歌苓。很快,严歌苓就被叫去,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。

 

写完一遍,上级说:“写得不够细,重写!”

领导要求把细节写清楚,严歌苓只好写细节。

明明是恋爱的隐私,也只能一笔一笔坦白。

一个少女甜美的心事,却要跟无关的人讲述。

可想而知,严歌苓的内心是何等的屈辱。

领导看了,又说:“真的就只有这些吗?”

严歌苓点头,对方怒道:“再写细一点!”

每一次重写,都像是拿刀子剖开伤口。

领导看了,又打回去:“再挖思想源头!”


当初恋情美好的片段,此刻都成了“罪孽”,而所有的伤害,还来自自己喜欢的那个人。这对严歌苓的心灵,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 

这段初恋,令严歌苓有了赴死之心,在穿越了极大的绝望之后,她更加贴近了人性,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漩涡,也习得了前所未有的坚强。

 

20岁时,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。当时记者很少,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,严歌苓毫不犹豫都对上级说:“我想去!”

 

没想到,这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。



03



身为女兵,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,留在了后方当护士。正因为如此,她那些英雄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,当一个又一个伤员被抬进包扎所,走廊和手术室里都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时,严歌苓才意识到战争的可怕。

 

严歌苓看到了战争死神的轮廓,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失去了手脚,看到恐惧和绝望布满他们的脸庞。对个体的悲悯,彻底盖过了其他情绪。在采访、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。


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,跳舞,受到的局限太大了,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,那就是写作。

 

回到成都后,她发表了一些诗篇和报告文学,然后又去云南。这一次,她看到同龄人被截肢,有的甚至被夺去生命…

 

随后,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,成为一名军旅作家,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绿血》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,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、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,在文坛崭露头角。25岁退伍时,她已经是专职作家了。

 

但她在写作上的“野心”,并不止于此。


 

1988年,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,让她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,还访问了七个城市。从美国回来后,严歌苓带了一本《美国600所大学》,当即萌生了一个念头:去美国,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。

 

为了出国,她真是拼了。当时已经30岁的她,买了三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,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。有一次,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说:“你出去走走,休息休息,顺便买一只鱼回来,我们烧着吃。”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,一路背单词,一路来到菜市场,买了鱼,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。结果一进门,父亲望着她:“鱼呢?”严歌苓早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。

 

到了美国后,她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,可托福才考540分。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,她听说在芝加哥、底特律、水牛城都有考试,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,心想,豁出去了,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,这样我就还有三次机会。


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,死磕到底,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,成为了考上两个艺术院校写作系的留学生。最后,她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,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。

 

她的英语文学基础,比起同班同学差了老远。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,她一个小时才读十页,别人一节课就能写一篇小说,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。与此同时,她穷得半死,还要去打工赚钱。但似乎越是困难,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。她拼命补课,反复训练写作的技巧,到了期末,成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A的学生。

 

后来,在一次访谈节目中,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:“您是怎么做到的?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,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,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。”

 

严歌苓说:“聪明人,用的都是笨办法。”

 

确实,越是聪明的人,越是知道这世间的努力,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,涉险过河,一步一个脚印,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,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。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,但不努力,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。



04



在中国,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。

在美国,她却要跪在地上给别人擦地。

 

克服语言障碍后,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。曾经在一个雇主家,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,她把玻璃清洁剂当成了地板的打蜡液,雇主回家一看,指着她鼻子破口大骂。还有一次在餐厅打工,因为忘了关咖啡机,玻璃壶“砰”的一声炸了,她当即就被扫地出门。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,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。


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,除此之外都是不务实的工作,比如早年跳舞,后来写作。而这段时期,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、中国新移民那样,讨生活,挣饭钱。好像多出一条命来,是脱胎换骨的一种。


——严歌苓


在一个台湾雇主的家里,她有一次烧菜,差点烫伤了自己整张脸。每次拖地拖好一片,调皮的孩子就穿着袜子往上踩,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重新擦地和清洗袜子。一天,正拖地呢,只听一声巨响,头顶的天花板裂了。


严歌苓不敢说,怕自己赔不起,战战兢兢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台湾人要辞退她了,她才说:“那工钱我也不要了,你们的天花板裂了,别让我赔就行。”


台湾人哈哈一笑,说:“钱你快拿着吧,这天花板从我们住进来就是裂的。”

 

生命的酸楚、慌张,生之维艰,尊严的可贵,种种情绪,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。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,着手写作。


 

在大街上,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。吓是吓坏了,但心静下来后,她伏案写出了《抢劫犯查理和我》。


一个阳光和雾气的交织的早上,邻居阳台上晾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,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,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,回屋就写出了《女房东》,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臆想,写得入木三分,一举摘下台湾“中央日报文学奖”的一等奖。

 

在学校里,同学给她讲了个华人移民的故事,她回去一琢磨,写出了《少女小渔》。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,还收获了3000美金。更妙的是,一天早上,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她,说:“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。”

 

那时,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熟悉,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,问:“请问你叫什么?”

 

对方回答说:“我叫李安。”

严歌苓又问:“你拍过什么啊?”

“拍过一个《喜宴》,你看过吗?”

“天呐!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!”

 

最后,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,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,足以让她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,不再去打工,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。而且从那之后,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:编剧。

 

后来有人问:“从一个名作家,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,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?”严歌苓说:“这有什么落差,我觉得完全OK 啊。”

 

严歌苓经常开玩笑,说自己是个“写稿佬”,很少自称什么作家。一提作家,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来了。人生在世,其实最忌讳的,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。以前公子就写过,葛优红了,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他,他说:“我不去,我在中国把戏演好就行了,有人觉得把演员叫戏子不尊重,我觉得戏子挺好,我就是个戏子。”阿城发表《棋王》,在大陆火得一大糊涂时,跑去美国给人刷房子、遛狗,过得特别开心。


越是生命力饱满、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,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。身份感越强的人,越像工资几千却挎着上万奢侈品的白领,奢求外界投来的艳羡目光,而不是内里对自我的充分肯定。



05



《少女小渔》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,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。那一年,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,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。此后她的作品,就频频被搬上大银幕。


除开电影,在影视剧领域,严歌苓的每部作品,都要掀起收视狂潮: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铁梨花》《小姨多鹤》《第九个寡妇》…

 

1995年2月,严歌苓接到一个电话,是自己的好友,在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打来的:“我决定自己导片子,就拍你的《天浴》。”

 

严歌苓问:“为什么非要拍这个?”


陈冲说:“看了好多影片,都是些现代人猥琐、变态,精神委靡的生活,没有一部使人